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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.04.14 10:41:36  |
| 只有“全人类”和“个人”才是真实的 [转]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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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倬云,国际著名历史学家。著有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、《汉代农业》、《西周史》、《求古编》、《寻路集》、《万古江河》等。 1930年,许倬云生于厦门鼓浪屿,出生时手脚是弯的,成长后肌肉不发达,需借助双拐行走。孪生弟弟许翼云则健全。许倬云在抗战中无法上学,靠自学和家人教导,1945年进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中前,根本没有英语、数学的基础。读到高三上时,许倬云离开故乡无锡,后随家人到台湾。
李怀宇:有学者认为,从北伐胜利到1937年抗战,中国有良好发展的势头。
许倬云:好是很好,那十年是“黄金十年”。但是有它的局限性,也有它的长久意义,国民党在各省都建立大学教育,而且现代的大学在主要的城市建立起来。一些民间工业都在资源委员会和经济部的策划之下普遍地设立,研究单位成立,也做了一些事情。那时候的缺陷就是比较偏枯,而且整体刚开始,规模、人数都很小,大学规模比现在小很多。偏枯的情形跟今天的偏枯有类似。沿海跟内陆距离很大,农村跟城市距离很大。再一个,那时候许多军阀并没有结束他们的权力。蒋介石要到抗战以后,才真正可以说军阀无可作为了,之前蒋介石号令所及,大概只有长江流域沿海地区。
李怀宇:抗战胜利时您才回到无锡老家,读的是辅仁中学?
许倬云:对。旁边是东林书院。无锡学界今天不如以前,衰败下去了。当年出了很多学术界人物。吴稚晖很有名。钱钟书是到了后来才出名。
李怀宇:您跟钱穆先生有没有渊源?
许倬云:他搬到台湾去,我常跟他来往。凡是回台湾,我一定会去跟他谈话,语言相通。他第一次到美国去,他的讲演是我翻译的,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话。他讲国语有很重的口音,他家在苏州和无锡交界的地方,一般人真听不懂。 1949年,许倬云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,一年后转入历史系。在台大,许倬云兴趣广泛,所学跨了四个系,有历史系、外文系、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。从大二开始,他上李宗侗、董彦堂、李济之、林纯声、劳贞一的课都是一人班的课。在台湾大学读完硕士后,他入读美国芝加哥大学。读博士五年时间,前三年也有四五门课是上一人班。他回忆:“说是特别照顾,其实也相当的累,因为上一人班你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;进度比较快,要念的书就比较多。”
李怀宇:现在回想,当年的台湾大学学风如何?
许倬云:第一点,学生的基础好。第二点,学生少,老师多。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。老师也没有外务,住在学校附近,我们关系很密切,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,和老师聊天,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李怀宇:傅斯年先生当时想把台湾大学建成台湾的北京大学? 许倬云:对。他对我们非常好,我们一直怀念他。
李怀宇:您和傅斯年先生交往多吗?
许倬云:他找过我两次,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,得了第一名,他单独找了我一次。另外,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,有时候在校园碰见,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,叹口气。他下去,司机在门口等他,我们围着看。他五十四岁就死了,真可惜!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。
李怀宇:陈寅恪先生的学生王永兴告诉我,当年在昆明警报响的时候,楼上的人往楼下跑,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往楼上跑,为什么呢?他去扶寅恪先生。
许倬云:傅先生跟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。在德国留学是朋友,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,在香港跑来跑去,我们还有很多他的信,在档案里面,他说钱不够了,问傅先生要。(笑)傅先生是高血压、心脏病,被政府追问:“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盖学生宿舍?”他被气死了。
李怀宇:是什么样的机缘到芝加哥大学留学?
许倬云:说来话长。我在研究生的第二年,学校里有李氏基金会提供奖学金,是全校最好的学生去考,我运气很好,就考上第一名。但是基金会的要求是健全青年,我不健全,所以就算了。钱思亮校长很不高兴,就找胡适先生帮忙,努力了两年,找到了华侨徐铭信先生,由他捐出一千五百美金,这钱不够,我就申请学校,芝加哥大学愿意补上一些钱,这样我就去了。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,东方研究所是做这方面工作,远东的部分就附在旁边。所以我三分之一课程是学近东跟埃及考古,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的学科,还有三分之一跟顾立雅做独立研究。
李怀宇:在芝加哥大学您还成了医学研究病人?
许倬云:我还得到开刀以诊治我的脚,一报到,就做身体检查,检查结果是学校对我的手脚很感兴趣。医生说很难得见,就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治疗,我说:“没钱。”他们说:“钱不要担心,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。”我8月份去,圣诞节就开刀,开了五次刀,每年住三个月到半年,吃他的,住他的,用他的。(笑)
李怀宇:这五年里,您主要的学术兴趣在哪里?
许倬云:很广泛。埃及史、两河流域的考古学、社会学、欧洲中古经济,什么都有。我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,耳濡目染,就对神学有兴趣,也选课。我跟神学院的学生一起淋浴,有几十个龙头,中间有个大桌子,淋浴完大家就围着中间的大桌子讨论问题。温度很高,所以不用擦,身体都会干。
李怀宇:当时正是社会学如日中天的时候?
许倬云:对。芝加哥大学是韦伯学派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。韦伯跟马克思是两大学派,马克思是非常好的社会学家,不要单纯地把他当政治家、革命家看,他还是社会学者。韦伯是反驳他的,但是韦伯也不是不讲经济学,韦伯一生的第一个课题是德国的土地制度。
李怀宇:您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什么?
许倬云:我的博士论文是写“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动”。《左传》里的人物,找出每个人的来龙去脉,对年代、家世作统计,还对战争作统计。博士论文答辩是芝加哥大学的特色。那时候我们答辩要在校门口布告栏公布出来,任何人可以去考你,这是欧洲的规矩。
李怀宇: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对您后来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?
许倬云:有极大的影响。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全美学术气氛最浓厚的,不出阔人家的子弟,不出总统,不出财主,但出教授。在芝加哥大学念书就像在僧院里一样,坐下来吃饭,另外一个人过来:“对不起,能不能跟你一起坐。”一侃,关于什么问题,你的想法如何?无时无刻不在讨论问题。没有别处学校有这种气氛。 1970年,许倬云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教,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、美国夏威夷大学、杜克大学讲座教授。在匹兹堡大学期间,许倬云与王小波、李银河有深厚的师生之缘。
李怀宇:后来您在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位在国内非常有名。
许倬云:王小波!我跟他是缘分,我还是很想念他,他是个有血性的人。诚实、热情、有血性,而且相当聪明。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,东拉西扯,什么都谈。反正他提问题我就回答,我不是给他答案,是教他怎么思考。
李怀宇:人家写文章讲他:坐无坐相,站无站相,非常散漫的一个人。
许倬云:我说他是“惫懒相”,站着歪歪倒倒,坐在那里,他的脚跷在桌子上,我的脚也跷在桌子上。
李怀宇:你们在一起聊些什么?
许倬云:他对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清楚,譬如:自由主义,人权,解放与放任之间差别在哪里?资本主义要不要衰败?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究竟差别在哪里?反正他进来问问题,我都跟他讨论,我提出三五个不同的方向:你可以这么想,可以那么想,你自己找你的路去。
李怀宇:您也曾经对他的文字提出建议?
许倬云:我也跟他说,你的文字写得太松、太浪费,要练字练句,他听我的话。他起初不服气,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,说这些都是浪费的,一句就够了。他服贴了。文章要干干净净。 许倬云在美国以及台湾、香港地区任教过。近年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讲学和主持学术研究。他关注两岸三地,用多民族和全球视角思考中国历史。历时三年完成著作《万古江河》,阐述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。
李怀宇:晚清以来,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外来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在哪里? 许倬云:最大的转变是把欧洲的史学研究方法拿进来了。寅恪先生写的文体是“中央研究院”史语所期刊的文体,规格、体裁、讨论问题的角度都是德国史学的,是傅孟真先生带回来的。史语所建立以后,就成了全中国史学的指标。
李怀宇:台湾、香港地区乃至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没有断?
许倬云:现在也差了。台湾本土化的运动以后,也差了。它们不要中国,要本土,台湾就是中国嘛,你怎么可以说:我只要手指头,不要身体呢?
李怀宇:《万古江河》的写法跟以前中国通史类的著作有些不一样,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世界眼光。
许倬云:我是有意这么做的。我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做系主任时,第一个事情是修改课程:中国是一圈;东亚各国日本、朝鲜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蒙古是一圈;再外一圈是美、俄、英、法、德。我教学生理解,你读历史不能光读中国史而已。你看了《万古江河》之后会理解:中国从来不是孤立的。从新石器时代就给人家文化,拿人家文化。从新石器时代逐渐并合,并合中原,并合中国,并合到大中国。它的视野,它的领域都在跟外面接触,准备走向大世界共有的大人类,为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准备这条路,将来中国必定是全世界的一部分,不能独立以外。
李怀宇:您在五十岁以后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?
许倬云:那时候我就拿最大的全人类、最小的个人这两个当作真实不虚的东西。余外,国也罢,族也罢,姓也罢,都是空的,经常变化。哪个国的疆域没有变过?哪个族是永远这么大的?哪个姓没有中间变化而来?哪个地方是永远同一个地名?哪个村是永远是同一批人?都是变化的,只有全人类全体跟一个个人是真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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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baker1975 评论() | 人气(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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