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联陞的老师们

1980年代有两个“自”字头的语汇很流行，一是“自我设计”，一是“自学成材”。当时很多人都把“自学成材”理解成了“无师自通”，对老师尤其名师的作用未免有些忽略。前些日子曹鹏著文评何鸿宾的花鸟画，开头也笔涉于此，却另开出一意。他说，那时太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，对科班出身的人怀揣“酸葡萄”心理，夸大了自学的作用；“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或高人指点，哪里谈得上会自学？”他说有些人连基本的学问门径都无从得知，仅靠一点小技术就混迹于书画界，根本不知道“自学”是要本钱的。当然，进了大学，没有自学精神，也容易妄自尊大，花拳绣腿，“很多名牌院校出身的因为自视过高，把学历当成了学问，不肯下苦功夫，眼高手低，难于大成。”

成大器的途径因此可以总括为“名师加自学”，相比之下，还是自学易为，原因很简单：名师难求，或者说可遇不可求；尤其是现在。我们听多了明星的绯闻，却很少找得着名师的讲堂；很多执教鞭的人摇身成了“明星学者”，影视界的明星又纷纷挤进名校去“客座”，去“名誉”，惟名师独自寂寞。

前天我在这里提到杨联陞，他出身清华，又在哈佛求学，五十年代已是国际汉学界一流学人，治经济史也治文史，余英时都称他是“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”。我读蒋力编的《哈佛遗墨——杨联陞诗文简》，大有感触的是，“名师出高徒”这句老话确是不易之论，哪里是轻飘飘几句“自学成材”可以否定的。1930年代，清华大学名师荟萃，杨联陞沐浴其中，受益无穷。他的国文老师是朱自清，秦汉史老师是雷海宗，隋唐史老师是陈寅恪，中国经济史老师是陶希圣。他还跟着俞平伯学词，跟闻一多学楚辞，跟张荫麟修学术史，跟杨树达读《说文解字》，唐兰教过他古文字学，王力教过他中国音韵学，张星LANG（左火右良）教过他中西交通史。他更是钱稻孙的日语高足，是赵元任的语言学助手，和胡适之谊兼师友，论学谈诗二十年。

杨联陞说，当年陈寅恪开讲隋唐史，周一良、俞大纲都跑来旁听，一堂课下来，对陈寅恪倾服之至，连连叹道：“真过瘾，正如听了一次杨小楼的戏。”杨小楼的戏早成绝响，“样板戏”倒是余音袅袅，我忽然明白，“自学成材”的声音其实也是发自真诚：那是真诚的激励，只是今天听起来更像是一声无奈的叹息。